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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十月初九，尹广湖的手指能捡起芝麻了。

    不是一粒一粒地捡，是一把一把地捡。他把一把芝麻撒在桌上，两只手同时伸出去，十根手指像十只独立的、训练有素的、不需要脑子指挥的小动物，精准地捏住一粒一粒的芝麻，捡起来，放进旁边的碗里。不到一盏茶的工夫，桌上所有的芝麻都被捡进了碗里，一颗不剩，一颗没有掉。李飞把那碗芝麻端起来，对着光看了看——芝麻在碗底铺了薄薄一层，密密实实的，像一片缩小了无数倍的、正在等待播种的田地。李飞把碗放下，从药箱里拿出一柄飞刀，递给尹广湖。尹广湖接过去，刀身在烛光中闪了一下，然后从他手里飞了出去，钉在三丈外的靶心上，正中红心。

    十月初十，柯尚钰的丝线网能同时缠住五个人了。

    不是他自己找的五个人，是陈梓铭从天机阁找了五个暗劲初期的好手，站在观星茶肆的院子里，从不同的方向朝柯尚钰冲过去。柯尚钰站在院子中央，十指张开，千丝断魂的丝线从他的指尖射出，在空中织成一张几乎没有破绽的网。五个人同时被缠住了，有人缠住了脚踝，有人缠住了手腕，有人缠住了脖子。丝线收紧了，五个人同时倒在地上，动弹不得。柯尚钰走过去，蹲下来，看着他们。他的嘴角挂着那丝标志性的、似笑非笑的弧度，但他的眼睛没有笑。

    “再来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十月十二，胡瑶瑶在胡府的堂屋里陪胡崇献喝茶。

    胡崇献已经知道了范阳兵变的消息，他的反应和长安城里所有的将军一样——请战。他给李隆基上了一道奏折，请求率兵东征，李隆基没有批。他又上了一道，李隆基还是没有批。他上了第三道，李隆基让高力士给他传了一句话——“胡将军年事已高，且在陇右劳苦功高，应在京修养，不必亲赴前线”。胡崇献听了这句话，没有愤怒，没有失望，只是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了一个字——“喏”。他把第三道奏折从袖中抽出来，放在烛火上烧了。纸灰落在茶盏里，茶水变黑了，他端起来，喝了一口，咽下去了。

    胡瑶瑶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她知道父亲不是年事已高，不是劳苦功高，不是应在京修养。是李隆基不敢用他，因为他是哥舒翰的人，哥舒翰是太子李亨的人，李隆基信不过太子，所以信不过哥舒翰，所以信不过哥舒翰麾下任何一个将领。

    十月十五，陈梓铭收到了第二封回信。

    信是从朔方寄来的，郭子仪的回信。信封很大，里面不是一张纸条，是一沓纸。第一页是郭子仪的手书，字迹端正，笔画沉稳，每一个字都像一块砌墙的砖，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起，码成一堵不会倒的墙。信上写的不是“天外之人”的事，是兵力部署——朔方有多少兵，多少马，多少粮，分布在哪些州县，谁在带兵，谁在训练，谁在守城。所有的数字都是准确的，所有的名字都是真实的，所有的部署都是可行的。他把自己在朔方的全部家底，毫无保留地告诉了陈梓铭，不是信任，是不信任——他不信任朝廷能守住长安，不信任李隆基能做出正确的决定，不信任那些在朝堂上勾心斗角的宰相们会真心抗敌。他把赌注押在了一群他从来没有见过的、不知道身份不知道来历不知道底细的、只通过一封信联系过的陌生人身上。

    陈梓铭把信看了三遍，然后把它锁进了密室最深处的铁柜里。

    十月十八，唐靖超在唐府的书房里接到了圣旨。不是升官，是调防。右卫率府中郎将，领千牛卫，负责大明宫安阳殿的安全，职责不变。但加了四个字——“临战勿动”。意思是长安城如果被围，你不需要出城作战，你只需要守在安阳殿，守着公主。这不是信任，是不信任。李隆基信不过他派去前线的人，也信不过留在后方的人。他把每一个有可能的人，都放在了一个他认为安全的地方。皇帝老了，老到不敢再用任何人。唐靖超跪接圣旨，额头贴着青砖地面，青砖很凉。他站起来的时候，膝盖上沾了一层薄薄的灰，他没有拍，让那层灰留在那里，走出了书房。

    十月二十，长安城的雪下大了。

    不是那种细碎的、落地即化的雪，是铺天盖地的、把整个城市裹进白色里的雪。屋顶白了，树梢白了，朱雀大街白了，承天门的城楼白了。孩子们在雪地里打滚，狗在雪地里撒欢，小贩在雪地里撑着伞叫卖。一切都和往年一样，和去年一样，和前年一样，和他穿越过来的第一天一样。

    唐靖超站在观星茶肆的窗前，看着窗外的雪。陈梓铭坐在他身后，面前摊着那张地图，地图上红色的箭头又多了几个——洛阳附近出现了新的标记，不是安禄山的，是封常清的。封常清在洛阳外围打了第一仗，败了，退入城中。安禄山的先锋已经过了黄河，距离洛阳不到三百里。

    “封常清的新兵，打不过安禄山的边军。”陈梓铭的声音很低，低到像是在自言自语，“不是将领的问题，是兵的问题。他的兵三天前还在洛阳城里卖菜，今天让他们上战场，面对的是在范阳边境打了十年仗的老兵。能打才怪。”唐靖超转过身，看着陈梓铭。烛光落在他脸上，把他十五岁的脸照得比他实际年龄更小。他的眼睛下面有青黑色的眼圈，嘴唇有些干裂，下巴的线条比三个月前更分明了——瘦了。

    “梓铭，你多久没睡了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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